2003年，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内，工作人员正在核对一名外国护照持有者的探亲材料。来人有着典型的斯拉夫面孔，却用中文之外的语言说明来意：“我要去中国探亲，我是刘少奇的孙子。”这句话让办理人员愣了一下，因为在许多人的印象里，刘少奇的后代应当都是中国面孔。 工作人员再次确认：“您说的是那位刘少奇吗？” 对方点头，并报出了父亲的名字：刘允斌。经过核实，签证手续顺利通过。这个插曲背后，牵出的是一段横跨中国革命、苏联求学和新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家庭经历。 刘允斌出生于1924年，母亲何宝珍是刘少奇早年的革命伴侣。由于父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，孩子很难一直带在身边。年幼的刘允斌被送回湖南亲属家中，童年大多在乡村度过，既要读书，也要帮家里干活。 这种生活并不优裕，却磨炼了他的性格。1934年，何宝珍在南京牺牲，刘允斌失去了母亲。直到1938年前后，他才被接到延安，重新回到父亲身边。短暂的团聚没有持续太久，新的安排很快到来。 当时，革命队伍十分重视干部子女的教育。1939年，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被送往苏联，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。同行的孩子中，还有毛岸英、毛岸青和朱敏等人。对这些孩子来说，出国求学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远行，而是带着明确的培养目的。 莫斯科的寒冷、陌生的语言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，给刘允斌带来不小冲击。他来自湖南，初到北方严寒之地，连衣食起居都要重新适应。苏德战争爆发后，学校物资更加紧张，学生们参加劳动、种地、伐木，也为前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 刘允斌没有因困难停下脚步。几年时间里，他完成了原本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学完的课程，随后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冶金。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后，核科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，他转入相关领域深造，后来成为核物理研究人员。 求学期间，他结识了苏联姑娘玛拉。玛拉同样从事科学研究，二人相识相恋，并于1955年结婚。婚后，他们有了一儿一女，儿子阿廖沙，女儿索尼娅。家庭生活刚刚稳定，刘允斌却面临一道艰难选择：是留在条件较好的苏联，还是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。 刘少奇曾写信劝勉儿子：“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，要以国家利益为重。”这封信的具体措辞，见于相关回忆材料，但其中表达的期望十分明确。刘允斌决定回国，玛拉却难以割舍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环境，孩子年幼，也不能随父亲同行。 1957年10月，刘允斌结束了近十八年的海外求学生活，独自回到北京。分别时，妻子和孩子留在苏联。有人劝他接受优厚待遇，继续留在那里工作，他没有改变决定。回国后，他很快进入中国原子能研究机构，从事核科学研究。 同事们后来回忆，这位年轻专家把大量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。为了少花时间往返，他常常一次买好一天的饭菜，衣着和生活起居也顾不上讲究。身份被大家知晓后，反而很少有人把他当作特殊人物看待，因为他在工作中并没有把家庭背景当成资本。 1959年以后，中苏关系恶化，刘允斌与玛拉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，两人最终离婚。孩子继续由母亲抚养，并随母亲改用母姓。阿廖沙成年后长期在苏联生活，填写个人资料时，也很少主动提及自己与刘少奇、刘允斌的关系。 刘允斌把更多精力投入科研。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地区爆炸成功。那一刻，参与相关工作的科研人员终于看到多年努力结出的成果。刘允斌所处的研究岗位虽不为外界熟知，却属于中国核工业早期建设的重要一环。 由于历史和家庭原因，阿廖沙一家与中国多年联系不多。1987年，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通过朋友寻找侄子，亲属关系才逐渐恢复。1998年前后，王光美也曾托人向阿廖沙转达问候。只是因为当时的工作身份和出境限制，他迟迟未能成行。 2003年，阿廖沙终于来到中国，先到北京与亲属见面，随后在家人陪同下前往湖南花明楼。早在1960年，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，曾抽时间看望孙子孙女。那次相见时间很短，却成了阿廖沙关于祖父最清晰的童年记忆。 后来，阿廖沙在中国长期生活，并参与中俄文化交流。其女刘丽达曾从事电视节目主持工作，后来也参与两国文化沟通。一个家庭，因为革命年代的分离而分散在不同国度；又因为亲属寻找和历史变迁，重新建立起联系。刘允斌当年留下的选择，也被记录在中国核工业起步阶段那段并不轻松的往事之中。 特别
